国是访问丨新世界中国行政总裁:房地产企业如何穿越周期?******
文/庞无忌
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行业格局变动加剧。据机构统计,今年前11个月,“千亿房企”(销售额超1000亿元),减少近半,“百亿房企”减少了三分之一。房地产业如何走向新发展模式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率先经历过完整房地产周期、经过国际资本洗礼的港资房企,或许在穿越周期、探索新发展模式方面,能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老牌港资房企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新世界中国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媚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在过去50年的发展中,新世界集团经历了包括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等多次动荡环境,所以在“稳”字上要求很高。除“稳字当头”外,前瞻性布局、本地化团队以及多元生态圈是企业成功穿越周期的保障。
独特的发展模式
这些年来,许多内地房企激进扩张,追求高周转,但负债高,经营风险大;而港资房企则普遍投资保守、速度慢、项目开发周期长。黄少媚认为,新世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两者的发展路线,“我们既不是单纯的香港发展商,也不是单纯的本地发展商”。
2021年1月,新世界中国将总部从香港搬到广州,这是公司本地化的重要一步。黄少媚说,总部落户广州后,公司在现场决策、项目开发、销售、租赁及物业管理等领域运转都很快,非常接地气,在速度上跟本地企业不相上下。不同的是,在设计上,新世界仍然保留了香港企业设计国际化的优势;在经营上,也仍然采用港资企业独有的管理模式。
在她看来,企业经营的“稳”来自收入的多元化。新世界中国既做写字楼、住宅等的销售,也做自持租赁,租售并重。自持部分会开发成瑰丽酒店、K11、K11 ARTUS艺术寓所、服务式公寓等业态。这样短期有销售带来的现金流回笼,当企业遭遇风波、销售利润下滑时,又有长期稳定的租金流弥补,同时也避免了只做租赁带来的资金回笼过慢等问题,“帮助企业穿越寒冬”。
聚焦四大核心城市
新世界集团是最早进入内地的港资企业之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足迹就已遍布华南、华东、东北、华北、华中的数十个城市。但速度和规模并非港资企业的优势。在经历2015年的一轮调整和收缩之后,新世界调整了内地布局,其关键词就是“聚焦”。
从2016年开始,新世界中国就开始聚焦大湾区和长三角的发展,特别是广州、深圳、上海、杭州四大核心城市。为何选择这四个城市?
黄少媚说,首先是新世界擅长的综合体项目在这四个城市得到了充裕的投资回报。其次,新世界在这些城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这四个城市的发展基础好,适合打造城市地标、高端物业等项目,这些也恰恰是新世界拿手的领域。目前新世界已经完成和正在打造的城市地标包括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深圳K11 ECOAST项目、上海的K11淮海中路项目等。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我们一直在做粤港澳融合”,黄少媚透露,十年前,周大福珠宝中国总部落户在深圳盐田区,去年新世界中国总部落户广州。近年来,新世界加大投资力度,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投资超过2000亿元,其中包括大量的旧改和城市更新类的项目,如:深圳龙岗188项目、光明光侨食品厂项目、广州的塔岗项目等。
除了地产项目外,集团旗下的社区医疗项目Humansa仁山优社也已进入大湾区,在广州和深圳目前总共35家诊所。2018年,新世界收购了香港富通保险,现在正积极申请内地牌照,未来落地地点也选在深圳。
多元化生态圈
建立多元化生态圈是帮助企业穿越周期的重要方式。但这对企业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黄少媚说,新世界多元生态圈融汇地产、商业、酒店、零售、教育、金融保险、医疗等多个领域,“别的发展商很少像我们一样,一个母公司同时做地产也做珠宝。”
她表示,简单来说,我们商场建好后由K11运营;酒店方面有瑰丽酒店、芊丽酒店、新世界酒店;教育板块有周大福教育;医疗领域有Humansa仁山优社;珠宝方面有周大福。
黄少媚透露,今年,新世界集团旗下的医疗健康品牌Humansa仁山优社继续扩展粤港澳大湾区业务,将于2022年内扩充至逾30间医疗服务点;新世界集团携手周大福教育集团,引入国际教育资源在广州创办学校——广州博萃德学校,位于广州南站附近,接近香港高铁站,已经开始招生了。即将建成的深圳K11 ECOAST项目,未来将是深圳最大的购物中心。
生态圈上的各环节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比如:买房其实也是买配套,她指出,在做城市综合体时,如果没有瑰丽酒店,没有K11品牌,单纯做住宅,那就很难对消费者形成独特的吸引力。此外,在新世界的生态圈中,消费积分可以共享。比如消费者买了新世界的房子,得到积分,可以去瑰丽消费,去K11买东西,买珠宝,或者去医疗机构体检或者看病,积分共享有助于生态圈的畅通。更重要的是,联合起来的多种业态也能推动产能融合,满足多元化的生活场景。
过去,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以量取胜”,但需求就这么多,量的扩张必定会遇到“天花板”。未来如何转型?黄少媚说,只有高质量发展、稳健发展才能帮助企业穿越寒冬,迎来春天。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加速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国际舆论场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生态变革,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推动国际传播生态4大变革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动国际传播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改变了国际传播生态。 1 传播主体发生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算法推送”的智能时代。社交机器人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以杜莎迪亚、格雷厄姆·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主体”。在国际重大议题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十分活跃且已经成为影响或干预公众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牛津大学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政治的相关信息。国际传播生态已经由之前完全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 2 赋能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还助力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在内容采集环节,自然语言处理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在寻找新闻线索时可以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信息,提升内容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生产环节,机器写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推动内容编辑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转型;在内容分发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准确定位国际受众,实现对特定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传播。 3 创新国际传播信息形态 传统信息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可以实现多模态信息结构,催生场景化、沉浸式、具身性的互动与传播。首先,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广泛赋能国际传播中AI形象的建构;其次,“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和手段。 4 开辟国际传播新赛道 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传播的局面。智能传播时代更是将这种扁平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国际重大议题中,传统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释放出更大的“声量”,从而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政治、经济框架的束缚,转而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 智能传播技术 对我国国际传播的4大挑战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开始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信息场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力量。 1 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 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使我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影响舆论的真实呈现。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等议题的涉华舆论中,社交机器人产生的信息占比在20%-30%之间,且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成为影响国际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工具,基于技术的智能传播也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角力场。 2 算法推荐可能成为舆论干预的工具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主流信息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实现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算法的“不可见性”直接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透明、不平等和不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算法推荐容易强化某一方信息和意见的风险,这种算法偏见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剧“过滤泡”效应,导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3 深度伪造影响国际信任 深度伪造技术最初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合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已发展成包括“视频伪造、声音伪造、文本伪造和微表情合成等在内的多模态视频欺骗技术”。近年来,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政治活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换脸、重新投射、口型同步、动作传递、图像生成等方式伪造领导人照片或视频、篡改新闻事实,这让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识别,导致谣言迅速扩散。 4 全球数字平台竞争 借助数字平台、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家正在形成强大的数据话语权。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主导的新型跨国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看待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发挥,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3大策略 1 加强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打造全球数字平台 国际传播渠道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是转向数字化的媒体平台。在数字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借船出海”,即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媒体账号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在“全球中国”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鼓励有技术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国际化运作,通过平台出海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2 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语境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注重话语内容创新,也要注重话语形式创新。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作智能、VR/AR等技术,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事表达。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充分了解国际受众需求,针对不同的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 3 加强对跨学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新的媒介环境造就了新的舆论生态,也对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和中宣部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加快建设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本学科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既熟悉传播规律,也掌握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有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作者:张洪忠 赵蓓 (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赵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